看了幾天電視新聞對日本地震、海嘯、核能輻射的報導，覺得好不舒服。關掉電視，開始釐清這一種不舒服。它原來不是來自目睹電視畫面，看著日本人民的痛苦經歷的慈悲心；而是我身為人對日本人現在應有的感同身受，已經被一種經過挑逗過的情緒：因為電視媒體報導一直在有心藉由它的報導而挑起觀眾放大的感受所取代。原來，我已被這些媒體特有的報導風格所引發的＂感覺海嘯＂淹沒，非常的不舒服。
還好，我有醒覺得能力，有重新做選擇的能力。於是，我不再看電視新聞報導。
這兩天都有機會和朋友聊到台灣媒體粗糙、極力藉由報導引發觀眾＂感受＂、＂有感受＂、＂要你非常有感受＂這樣的現象。在聊的當下，還真得很有感受：負面的感受，簡直就是＂餘震＂。氣死了！我說。朋友也附和。
氣死了！但是我還同時想到一個問題：那我能做什麼？
最近正在看一本很有意思的書：露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這是作者Philip Zimbardo做的關於人性的心理研究報告。對這一本書有興趣的人可以造訪以下的博客來網頁對它做多一點的了解。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396670
這本書對我來說提供了一個很不錯的思維，讓我找到一個不同的角度去回答我上面的問題：我可以做什麼？這一個思維是關於，當一個特定現象發生時，除了去尋找這一個現象主體的個體特質是一個方向以外，通常，情境因素確是常常被忽略的關鍵因素。很多時候，執著於研究小我的特質，反而忽略了大我的影響因素。
所以，如果台灣的電視新聞媒體是這樣的既成事實，已經習慣在報導中導入刺激觀眾感受的語法、新聞詮釋、採訪手段、憑空作文；如果我看待這一個現象，不去針對個別媒體找原因，那麼影響這一個事實發生的情境因素是什麼呢？
日本海嘯發生之前，我剛好正在做一件事。我突然有了一個念頭，想了解目前有多少財星(Fortune)500的公司在台灣有分公司？同時，我想知道這一個結果和十年前、二十年前的數字和結果有沒有任何差異可以分析出來。其實，讓我想從這一個方向去找到答案的理由很單純：台灣對外資企業的吸引力如何？這一個答案應該可以透露出一個關鍵訊息：台灣人的人力國際競爭力的優勢還在嗎？這二十年來的變化是如何？
拜網路便利之賜，我google了半天，找不到任何的研究報告。但是，我連結到了行政院主計處的網站。這一拜訪，雖然得不到我要的答案，但是卻找到了政府機構做的關於台灣各個不同產業的人力報告。
這一份統計報告裡，包含各產業分類以及就業人口數，從2001年到2010年這十年的資料都有。但是光有這個絕對數字意義不大，於是我自己幫它做了一個交叉分析，取得各行業就業人口佔總就業人口的百分比，和這十年來的消長變化。結果讓我有些發現。
根據2010年的統計結果，目前台灣前三大的就業人口產業分別是：製造業27.2%，批發零售業16.7%，住宿餐飲6.9%(這三個產業加起來是50.8%)。這個結果讓我有些訝異，我以為台灣已經朝著服務業發展，結果金融保險業佔的比例是4%，不動產業佔0.7%，資訊通訊傳播佔1.9%。而第四名的教育服務業佔5.9%，第五名的是農林漁牧業佔5.2%。
這十年來，產業的變動雖有，但是整體的產業結構，以就業人口當做指標來說，沒有什麼顯著不同。這當中，負變動幅度最大的是農林漁牧業，由2001年的7.5%降到了5.2%(降幅31%)。增長幅度最大的前三名分別是：不動產業由0.4%增長到0.7% (成長68%)，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由2.2.%增長到3.1% (成長44%)，支援服務業由1.6%增長到2.2% (成長38%)。
以上的統計分析結果，除了讓我對於政府對於產業的分類清楚度產生了疑問之外，我開始問一個重要的問題：政府對於我們的國家政策，是否有扎實的、準確的研究報告做為後盾？是否有精確的執行方針?
同時，我心裡還產生了一個的疑問：如果依照這一份報告的結果來看，國家政策想要把台灣創造成為亞太營運中心，是個真的承諾還是只憑感覺呢？
也許我的搜尋結果是個主觀的結果，也就是說，也許還有其它，政府做的研究報告，有價值，準確的報告可以提供政府做為國家政策的依據，也許是我沒找到。但是，如果我找到的這一份報告已經是國家的研究調查報告裡最深入的一份了呢？
如果台灣的政府的策略真的像我觀察到的，原來不是靠著嚴謹的調查研究，如果只是憑感覺呢？
每一年的選舉，如果把選舉公報好好的看一看，可以看到所有的施政都不是根據嚴謹的調查研究而提出的施政，都是想要創造選民某一種感受的一道道碎牛肉。上樑不正下樑歪。
所以，我們可以開始問自己：我們的社會是不是一個憑感覺的社會呢？如果憑感覺，用它來談戀愛，選對象，購物，選一部電影，找餐廳…等等，都很好。但是，如果憑感覺做生活中的一些重大決策呢？投資？買股票？新聞報導？國家政策呢？
我們都知道，我們是生長在一個：情、理、法這樣一個優先順序的社會。我們也得意我們是重感情的族群。是的，在農業社會是這樣。那個時候，維持社會秩序，道德觀比法律有效。在＂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的社會，最有效的糾紛仲裁是要透過情感的疏導以獲得最有效率的解決。但是，台灣已經脫離了農業社會，主計處的統計也看到了這一個變化。也許我們從來沒學到如何將重情的社會轉變到以理為先的社會，最終得以進入以法為上的社會。
政府能不能依賴有效的、嚴謹的研究做為一切國家政策發展的基礎如果是台灣在國際社會進步的關鍵，那我們的政府做得好不好呢？我們的政府也是人去做的，也是一個一個在台灣長大的孩子去擔任的，所以，問題也許出在教育。
台灣的社會，從教育開始，從來就是一個徹底忽略研究的國家。因為＂情、理、法＂這一個優先順序的影響。
我們的孩子接受的教育，花了十幾年的時間都在背＂答案＂。在我們的孩子辛苦的背答案的同時，西方的孩子每一年為學校科學展(science fair)，歷史展(history)，種種不同的展，學會了利用圖書館，網路去為自己的簡報(presentation)找資料，雖然孩子的結果，很多都是父母的偷偷介入完成，但是，孩子們在這一個過程中已經被這過程潛移默化。這個過程當中，他們學到的是＂研究＂的精神和習慣。
我自己在美國念碩士時，寫報告的過程中，第一件學到的就是要在每一份報告的最後，必須附上去一個東西，它叫做bibliography，也就是參考書目的章節。它代表的是來自嚴謹的研究態度，和匯整的能力。通常一個沒有附帶嚴謹bibliography的研究，它的可信度自然就會降低。
我們的教育，不想要孩子去花時間研究，撿現成的答案就好，剝奪的就是尋求真相的能力。
真相，是＂理＂的精髓。
現在的新聞媒體，不在乎研究，所以走捷徑，專家是他們的出路。這樣名嘴就多了起來。但是觀眾呢？其實處在一個沒有研究精神，不懂的研究價值的社會，消化這些資訊用的是感受，用感受決定要相信的是什麼？
我曾是台灣股市被坑殺的散戶，會有這種結果，除了我自己要負100%賠錢的責任外，原來問題出在，這是一個＂情理法＂的社會的薰陶。基於感受做決定的結果，還會讓人自我膨脹，認為我一但吸收了自我感覺良好的資訊後，我就是專家，就是好手。所以，看看我們有多厲害？一樣是股市投資，西方自己操作股票買賣的散戶遠遠低於我們的人數，因為對他們而言，投資不是一項用＂情＂做決定的專業大事。
一個我看到，一般人也會常常聽到的類似例子：一個老先生在台北市有一個店面可以出租，他堅持一個月七萬元才出租。這個店面不大，幾家房屋仲介幫他估過價，在不同的經濟環境下，這些估價也不盡相同，但是有一點相同的是，老先聲要求的七萬元太高。於是，老先生說了：那我寧可不租，也不要委屈我自己。就這樣，我知道的是，這一個店面空了七年。
重視理性的社會培養出來的老先生會不一樣的地方是，他心裡知道一個原則：擁有這一個店面是要來出租的，既然要出租，我就要追求最大效益。這樣一來，他可能會去了解擁有這一個店面，在不同經濟環境下的最大效益在哪裡，取的充分的資訊後，他就會做出根據他擁有店面原則的最大效益決定。
我們台灣人都是這一位老先生，和他有一樣的思維，一樣的邏輯，因為我們都有和他一樣的ㄑ一 ㄇㄛ ㄐㄧ。特別是男人，特別是在金錢方面。
讓我再來把區分的範疇放大一點。
西方人(以美國做代表)，追求、體驗愛、成功是一生當中很重要的使命，他們的社交生活有清楚的層次和遊戲規則來支持這一個使命。他們在乎生活裡頭有沒有樂趣(fun)，個人主義濃厚，但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很被強調。簡單的說，在追求體驗成功和愛的人生當中，有理性的架構去主導、去維護這一個追求。
東方人(以華人做代表)，一生中很重要的是扮演好一個人的＂角色＂，盡到每一個角色的責任。這當中，不談享樂，著重的是有沒有做好。於是，群體主義大過個人主義。簡單的說，我們很多人一生到死，是穿著一件一件被分類過的制服。我們會過度在意父母雙親的認同，而父母在意的是社會怎樣評估他們扮演的角色。支持這一個價值觀也有一個架構：全民一致必看的各式評分表：成績、學歷、工作、有沒有錢…等等。
問一個垂死的美國人和華人，回顧你的一生，你最在乎的是什麼？美國人多半會問：我有沒有辜負我自己？華人則多半會說：我辜負了誰。
回到製造感覺海嘯的台灣新聞媒體。他們會這麼做，我相信不是出於＂惟恐天下不亂＂的出發點，而是已經沉浸於相信這就是台灣觀眾要的東西。我也相信現在台灣沒有一家新聞媒體會願意停下來＂研究＂自家報導的風格是不是真的能服務於社會，和找到符合現在觀眾真正要的報導，這個決定裡面需要有自省的能力，相信研究環境變化的價值，和冒險做新決定的勇氣。媒體人困在＂情＂這個價值觀裡既深又重。
台灣不是不懂得重＂理＂的價值。在過去解除戒嚴以前，人民沒有自我發聲權利以前，國家的運作基本上是以＂理＂為主。但是，一旦人民擁有了主導權，＂理＂在感覺的雜音當中，斷了它的支柱，甚是被埋了起來。老實說，台灣這幾年的民主結果並沒有被國際歌頌。所以，難怪，現在有一種支持中國所謂的＂專制民主制度是有效的制度＂的聲音在亞洲和中東被讚頌著。
台灣的停滯和對未來的無所適從是現在住在這裡的台灣人最大的苦。打開電視，煩！和人交談，藏！自己一人，悶！台灣人最大的危機是集體進入了＂求存survival＂的模式。西元70、80年代那一種意氣風發，未來一片光明的＂理性＂社會不再，它是一個讓人回首緬懷，向前看無力的對照年代。
但是，問題可以被看見，被正視。第一，台灣要不要先成為一個＂理，情，法＂的國家？如果是，每一個人要做的是去學習成為一個用理性思考，做決定的人。政府呢，則開始好好學習以＂理＂治國的西方國家是怎麼做決策。教育的改制其實不關乎國民教育是幾年？如果還是讓一個一個孩子去背答案，而不是去注入研究的精髓在學習的過程裡，而且是主流，那我們的孩子還是會被教導，什麼都要會，長大了以後，反而覺得自己樣樣都可以做決定，成為另一批一旦跳進投資，結果賠錢多過賺錢的民族幼苗。
政府現在應該可以了解為什麼我們這個地方創造了全世界最多，自以為可以因為買賣股票一夜致富，但卻不斷被坑殺，之後又要政府護盤的散戶。我很想藉由政府做的一個研究，去了解全台灣過去20年有多少人投資賠錢，總人數多少？總金額多少？平均一個人多少？我相信這會是一個讓人震驚的調查研究。
我非常相信，有一天，當我們打開電視，看到新聞報導可以回歸到＂理＂，回歸到＂事實，真實truth＂的。其實三十五歲以上的台灣人都曉得這會是什麼樣的回歸。所以關鍵在於，什麼時候這個願景變成一種全民共識，而且根據關鍵數目法則(the critical math)，只要我們有４％的人口成為依照＂理，情，法＂這個順序運用在自己生活上，成為一個個用事實做決定的人，台灣當下就能改頭換面，有新的不同。
